七载春秋，有点痒了
2019年9月6日，我完成博士答辩，也正式结束了自己作为学生的生涯。算起来，到今天正好毕业七年。七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其间，我有两年时间在澳门做博士后，也有一年多因为工作安排暂时离开学校，但无论身份如何变化，过去七年里，我最主要的职业身份始终还是一名高校教师。
以前总觉得自己还年轻，直到前些天偶然听说一位刚毕业的博士是1999年出生，才突然意识到，自己似乎已经慢慢走出了“年轻教师”的最初阶段。高校里经常喜欢用年龄来划分职业阶段，如果按照一些习惯性的标准来算，我大概也已经站到了“中年教师”的门槛附近。七年又恰好是一个容易让人回望的时间节点，于是想写点东西，记录一下这些年自己从青葱、憧憬，到忙碌、疲惫，再到今天略有些“痒”的过程。
一、初心如故
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想过当老师。高三的时候，我就和同学说，以后想做一名教师，只不过不太想当高中老师。那时候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觉得高中老师早上要管早读，晚上还要陪晚自习，而想象中的大学老师似乎更加自由一些。本科以后，这个想法一直没有完全消失，我也常和同学说，以后想读博士，然后去大学里教书。那时候对大学老师的理解其实很朴素，无非就是上课、做研究、带几个学生，同时又能保留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
不过，真正读了博士之后，想法反而慢慢发生了变化。2016年，我一位师兄博士毕业后进入高校工作，青年教师的收入和工作状态，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轻松，我还经常和他开玩笑，说以他的教育背景，如果去了企业，也许会有完全不同的生活。到了2018年，我甚至一度已经不太想进高校。当时在海外交流，也有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回国任教，可以帮忙推荐，我还很坚决地说自己暂时不考虑。
真正让我改变想法，是博士毕业前找工作的那段经历。当时摆在面前的选择大致就是高校、企业和海外博士后。起初我更倾向于后两种，因为不太想博士毕业后马上进入国内高校，也觉得企业或者海外经历可能更适合自己。但实际找工作的过程并没有想象中顺利。可能因为春招岗位本身就比较有限，也可能因为我当时想从原来的遥感方向往更纯粹的计算机视觉方向转，企业和博士后的申请都经历了不少波折。那几个月精神压力很大，我甚至一度怀疑自己的胃出了问题，前前后后跑了几次医院。
到了2019年6月，我手里陆续有了企业、行业单位、高校和海外博士后的几个机会。最后综合身体状态、个人性格以及对未来生活方式的考虑，我想“稳定”，阴差阳错地选择了高校。现在回头看，我已经很难说那是不是当时最正确的决定。人生大概本来也很少存在唯一正确的选择，更多时候，不过是在某一个时间点，根据当时掌握的信息，选择一条自己愿意继续走下去的路。
二、万象初开
刚入职的时候，我对未来其实充满期待。我算是实验室里比较早进入211高校工作的学生之一，加上学校和学科本身也有不错的基础，所以当时对接下来的职业生活有很多想象。我甚至专门去查过学科评估，觉得这个平台足以支持自己安安静静做研究。当时自己也是初生牛犊，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团队，什么叫帽子，什么叫圈子。再加上工作相对稳定，我几乎默认自己以后会长期生活在南京。那时候想得很简单，无非就是认真上课，慢慢建立自己的研究方向，带几个学生，再在这座城市把生活安顿下来。现在回头看，那可能是进入高校以后最轻盈的一段时间，因为真正的职业压力还没有完全展开，未来仍然是一张没有写满的纸。
刚入职时，我也觉得在一个单位里，除了科研之外，和人相处同样重要，所以参加过不少活动，也主动认识了不少老师和朋友。只是没过多久，2020年的疫情突然到来，很多正常的交流都停了下来。我的职业生涯最初几年，恰好与那个特殊时期重叠，因此很多关于高校生活的认识，其实都是在一种并不典型的状态里慢慢建立起来的。原先想象中的大学生活，和真正进入其中之后看到的样子，多少有一些差别，但这种差别也并不完全意味着失望，更多是一种从想象走向现实的过程。很多事情没有人专门教，只能一边经历，一边理解。
三、路漫漫其修远兮
真正进入工作状态以后，我很快发现，高校其实也有自己的时钟，而且这个时钟走得并不慢。最先面对的是项目和论文。当时的聘期考核里有青年基金和论文要求，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也正好赶上准备自然科学基金和省级基金。于是有一百多天，我几乎都在写申请书。博士阶段，我主要做目标跟踪和模型驱动方法，但此前并没有真正独立写过完整的基金本子，只能一边学习师兄们过去的材料，一边重新组织自己的逻辑。中间推翻过很多次，今天觉得这个科学问题很好，第二天再看又觉得完全站不住脚；这一版刚写完，过几天又想重新开始。那时候其实什么都不太懂，只知道闷着头往前写。比较幸运的是，最后几个申请都有了不错的结果。
随后面对的，是职业发展的节奏。项目、论文、职称、教学、招生，一件接着一件。尤其因为疫情，我虽然较早拿到了青年基金，但研究生招生资格直到后来才落实，所以真正招到自己的第一个学生已经是2022年。在那之前，很多科研工作基本都只能自己一点一点往前推。当时学校对于成果认定又有比较明确的要求，因此那几年，我在师兄弟群里吐槽和“哀嚎”几乎成了常态。
还有一种压力来自同行。图像、视觉和AI本身都是竞争非常充分的领域，新的模型、新的方法、新的论文不断出现，大家做的问题很多时候也很接近。对于年轻教师来说，论文往往是最熟悉的科研产出，但科研越来越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那几年，我经常问自己，如果不去追最热门的问题，还能做什么；如果不在最大的团队里，又怎样形成自己的特点。最后，我还是听从了导师早年的建议，不必所有事情都去追热点，总要留一点耐心给自己真正熟悉、也愿意长期做的问题。于是我继续做model-driven，也继续做tracking。后续陆陆续续根据企业需求扩了一些研究。
印象很深的是做SMDS-Net时，我们较早尝试把unfolding思想用于高光谱图像去噪。导师看完以后专门打电话和我讨论思路，也鼓励我尝试更高水平的投稿。后来论文顺利发表。原来沿着一条没有那么拥挤的路，也可以慢慢往前走。
四、心力憔悴，激流勇退
这些年里，“离开高校”这个念头并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第一次是在2020年。当时悉尼大学的冯大淦教授向我的导师询问是否有合适的人选做三年博士后，回国申请青千，导师推荐了我。于是那段时间，我一边写自然基金，一边准备悉尼大学的博士后申请。虽然此前没有和冯老师见过面，但几次交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和我说，进入大学以后，不能只看发表了多少论文，也要关注研究最后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年轻研究者除了论文之外，也要逐渐形成独立争取和组织科研项目的能力。有一次为了修改申请书，他在澳洲已经很晚的时候还专门打电话过来，一段一段和我讨论。这些话后来一直影响着我。很遗憾，申请提交以后不久，疫情迅速发展，项目先是暂停，后来又被取消，第一次离开的可能也就这样停了下来。更加遗憾的是冯老师已经于2024年去世。
第二次是在2021年。那年春节以后，偶然看到香江学者和澳门青年学者正在接受申请，我评估了一下自己的情况，最后申请了澳门青年学者，没想到真的拿到了。于是从2021年到2023年，我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生活在澳门。那两年对我的影响其实很大，换了环境以后，工作也变得更加单纯一些，可以比较安静地坐下来做研究。
第三次是在2023年，当时也有人建议我考虑继续留在澳门，但综合工作机会、生活安排以及未来发展的考虑，我最后还是选择回到了内地。现在偶尔看到当年一起工作的人慢慢在那里安顿下来，也难免会想，如果当时选择了另一条路，今天会是什么样。不过人生最有意思、也最无奈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永远只能真正经历其中一条路。
同一年，我顶着不小的压力申请了面上基金。那时候总觉得面上项目离自己还有一点距离，也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积累到了那个阶段。恰好IJCAI在澳门召开，一位长期合作的国外老师也来参会，我还和他讨论，如果国内项目不顺利，是不是可以尝试依托海外高校申请其他项目。结果就在会议期间，基金结果公布了，中了。于是那条原本已经开始想象的另一条路，又一次暂时停在了想象里。
现在回头看，这几年其实一直是在不同的岔路口之间做选择。有些路是自己没有走，有些路是因为客观原因没有走成，还有一些路，走到一半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也正因为如此，我越来越觉得，人生并不是靠某一次选择决定的。很多时候，是无数个当时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小决定，最后慢慢把一个人带到了今天的处境。
五、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拿到面上基金以后，导师开始建议我准备更高层次的青年人才项目。恰好学校2023年也给了我一些青年人才培育支持，于是从2023年开始，我慢慢进入了另外一种节奏：开会、交流、做报告、写材料、准备申请。为了让自己对研究领域有更完整的理解，我去了不少学术会议，也借这个机会见到了很多以前只在论文署名里见过的人。眼界的确开阔了很多，但与此同时，疲惫也在慢慢积累。
有些事情，并不是努力一年就一定会有结果。我连续申请了几年，有进步，也有遗憾。今年终于进入了答辩环节，但最后仍然没有走到终点。我还记得6月13日那一天，答辩结束以后，北京下着雨。我觉得自己发挥得不算好，也没有马上回酒店，只是一个人在街上走了很久，抽了一包烟。
六、回首向来萧瑟处，真的很痒
回头看现在，我最大的变化，也许不是对很多事情真的“无所谓”了，而是开始重新分辨，什么事情值得自己特别在意。最早想当大学老师的时候，我的初心其实非常简单：当一个老师，带几个学生，做一点自己感兴趣的科研。如果这些事情能够做好，好像也就够了。后来走着走着，生活逐渐被拆成了很多指标和节点：项目、论文、职称、人才计划、考核、会议。这些东西当然都重要，也确实构成了高校教师职业的一部分。我也很感谢这些年得到过的机会，以及很多老师、同事和学生给予我的帮助。只是走到第七年的时候，我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它们应该是职业的一部分，而不是生活的全部。
以前我会特别在意一个项目有没有中、一个机会有没有拿到。现在有时也会想，拿到了又怎样，没拿到又怎样。当然，并不是真的无所谓。如果真的无所谓，我大概也不会一次又一次准备，不会为了一页申请书反复修改，也不会在答辩没有发挥好的雨天里一个人走那么久。所谓的“无所谓”，更像是开始学着接受：有些事情努力可以改变，有些事情却未必。每个人的平台、机会、时间和资源都不一样，能够做的事情终究有边界。承认边界，并不意味着放弃努力，只是到了这个年纪，慢慢觉得除了不断证明自己之外，还有一些东西也值得认真保护，比如身体，比如生活，比如对科研最初的兴趣，比如面对学生的时候，还愿意认真听他们说话，比如很多年以后再走进教室，依然不会厌烦别人叫自己一声“老师”。
七年前，我从学生变成老师。七年以后，我似乎才开始真正学习另外一件事情：怎样不只做一个符合各种标准的教师，也做一个自己愿意成为的人。所谓“七年之痒”，大概不是突然厌倦了什么，而是走了很远以后，终于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看看为什么出发，看看这些年得到了什么，又丢掉了什么，然后稍微慢一点，再往前走。
毕竟，我当年真正想做的事情其实一直都很简单：带几个学生，做一点研究，也好好生活。